荐读季栋梁苦下到哪达哪达亲上吴忠日

黄河文学月刊

底线

纯粹

高度

警觉

生机

公益

.5.6

咸韭菜、炒洋芋条、黄米黏饭，父亲扒了高垒山尖的两老碗，又喝了一老碗米汤，抹抹嘴，点了一根烟。父亲虽已七十，但饭量依旧，每顿饭我吃不过他。父亲靠着被摞点了一根烟，眯着眼睛抽着，目光有些呆痴。抽完一根烟，他溜下炕，从门背后拉出锹掮着就要出门了。他出门总是掮着锹，就像城里人出门总夹个包。

在老家的农具中，多数农具专业性极强，比如犁、耱、筢、耧、锄、八嘎、镐，但锹具有综合的实力，集挖、拍、撬、铲、剁、削、刨、砍、切、攉、打诸多功能于一身。掮着锹出门，遇到路上被水涮开的胡洞或坑壕，挖几锹土垫瓷实，就不怕崴了牛马驴骡的蹄腕儿；崖头上沟沿边的土吊得久了累了，裂了缝儿了，攉几锹让落下来，就不会忽然掉下砸到经过的人和羊牲口了，不会把沿沟沿走的人闪到沟里；一堵墙根子碱凹进去，培上几锹土，这墙就又能站上几十年；遇到一泡粪，铲起来一甩撂到地里去；田埂溜平了，培培；田拐子没犁到，挖挖；通往水窖的水路壅塞了，浚浚；地里遇见胡墼，一锹拍个粉碎；遇上甘草刨回来，剁成节，阴干，泡茶喝或嚼，能泻火。锹是一个万能的农具，无所不在，无所不用。只要掮着锹，总会有活做。

我知道只要他掮着锹到土地上去，就像当下流行的热词“接了地气”，他会受到土地的诱惑束缚，我的事可就要黄了。

我有什么事呢？

搬他进城！

这是年的夏天。春节我一家人回来，正月初六给他过七十大寿，他情绪很好，我就趁机把必须搬家的话说了出来，一家人七嘴八舌地跟他说搬家的事，他笑着说，你们这是给我开批斗会哩，像那几年一样。七天年一过，我们就要搬他走，他说，天寒地冻的，等天热了来搬我，家再寒碜，也总还得处理处理。他跟我说，人活七十古来稀，活过七十就活天了，谁也不知道晚上脱下的鞋早上还穿不穿，迟早得去你跟前托老哩。可这几个月过去了，家里啥都原模原样，我和他已经纠缠了三天，车轱辘话也已说了三天，都是我说他听着，就像听广播，始终不吐口。我很齁，但我不敢跟他齁，人老了比个任性的孩子还难缠，孩子把你惹齁了，你还可以给他两巴掌，可他让我手足无措。

在他一只脚跨出门的一刻，我说：“大，你就不能让我过得安心一点么?”

我们那一带把父亲不叫爹，也不叫爸，而叫大。小时候写作文常常会写到，不知道咋写，查字典也查不出来，那时候我们只有32开本的《新华字典》，那是这世上最简明的中国字典了。去问老师，老师说，是“回答”的“答”吧。老师的语气表露出不敢肯定的意思。我们觉得老师说得不对，“回答”的“答”怎么能代表父亲呢，你看“爹”也好“爸”也好，都是“父”字头，当然能够代表父亲了。老师说用“爸”或“爹”代替，这是个方言。可代替让我们都觉得别扭。后来，我终于在更大更全的字典里查出来了，就是大小的“大”。这是我上大学以后的事了。把父亲叫“大”一度让我们觉得是那么土，小时候队上常来劳动改造的人，有的带着孩子一同改造，他们都把父亲叫爸叫爹，我们觉得是那么好听。我们以为只有我们才把父亲叫“大”，后来才知道，“大”是对父亲一个很古老的称谓，全国把父亲叫“大”的地方不少。现在倒是觉得叫大最贴切，最能表现作为父亲的内涵，小时候叫“大大”，亲昵婉转，大了叫“大”，气壮山河。何况，“大”有大的意义，在孩子眼里，父亲都是庞然大物。

这是一句狠话，就像一颗钉子，把他钉在门框上，他一只脚门槛外，一只脚门槛里，被定格在那里。我更恶毒地说：“你说过的，我小时候不得你的济，你到那世罪孽深重；你老了不得我的济，我到那世罪孽深重，你忘了？”

我知道这话更像锋利的尖刀，刺穿了他坚硬的外壳，扎在了他的心上，我看到他触电似的抽搐了一下。我想这话会激怒他，我就是要激怒他。

没有在我们村上生活过，你不知道他的脾气有多大，简直可以用飞扬跋扈来形容。在我的记忆中，我懂事（我是指他认为我懂事）前他对我挺好的，动不动双手掬着我的头扭着说，你就是我的个活么，你就是我的个活么——变戏法似的从口袋里掏出一颗糖、核桃、花生、枣子，赶集他会带上我，到了集市上下顿馆子。当他认为我懂事后，对我的态度发生根本性转变，凶了起来。吼骂是经常性，把他惹齁了，他头一歪，眼一斜，眉一挑，粗声大气吼我。老话说：堂前教子，枕边教妻。他就是这样的，他的吼骂整个山谷都在回响，即使讲道理也是高喉咙大嗓门。他骂我骂出许多经典的话来，比如我挑食不好好吃饭，他会骂：饿上三天，吃屎都是香的。他经常检查我的作业本，他只上过几天农民夜校，没识下几个字，到了二三年级检查我的作业就很吃力了，他只看对号和错号，叉叉多了，他抓起书本就在我头上扇。打也是经常性的，话说过头了，事做错了，他一扬手扇你一个耳光，一抬脚踢你一脚，你要跑，他一抬脚一弯腰一挥手，连个过渡的假动作都没有，鞋和土疙瘩保准砸在头上，整个动作连贯迅捷，就像一个训练有素的运动员。那是他从羊牲口身上练出来的。他跟土地打了一辈子交道，也跟羊牲口打了一辈子交道，羊牲口一出圈门，总要往庄稼地里扑，他就是靠这手段揽羊牲口，免去追撵之苦。因此，他一抬手羊牲口都害怕。我一度以为他对牲口比对我好，牲口把他惹齁了他也会打骂牲口，打骂过后又是加料又是抠梳，嘴里还唠唠叨叨的就像是认错下话道歉；可打骂了我从不这样，永远绷着一张脸子。他打骂了我，娘会及时惯我，给我拿勺子擩进灶火里炒个鸡蛋，从箱子里揣出核桃、枣、柿饼、花生，还会给一毛两毛钱，要知道，那时候一毛钱可以买八个水果糖。我跟娘说，他对牲口要比对我好。娘笑说，你大心里疼你哩，你大说娃你给个好心，莫给个好脸。现在想来，在我的成长路上他们达成了默契，母亲扮红脸，他扮黑脸。他对我的这种教育一直持续到我考上了大学。

我考上大学后，他收敛了许多，不再坐在山梁上吼骂我，更不在街巷追撵踢打我，人前给了我或者说是给了大学生很大的尊重。但跟我说话的口气没有任何的改变，总是一副“大有主意而且永远正确”的口气，我的话像一个很小的雨滴，半路上就干了，渗不到他的心田。这让我跟他沟通很难，我不记得我们之间有什么语重心长的谈话。我们之间的所有交流都是通过母亲完成的。母亲嘴不拙，会很婉转地把我们的想法传达给对方。倘若他亲自出面跟我说，那必是暴风骤雨一般灰扬土飞的，用拳头砸炕，用脚踢石头，就像占了多大的理，一副得理不饶人的模样。而我的弱势或者说忍让更助长了他的“嚣张气焰”。近些年，我觉得自己能耐了，跟他开始对抗，他跟我吼，我不再示弱，甚至敢说“有理不在声高，你吼啥”。结果往往是我们之间啥都说不成，多数时候他一句话就终结了我们的对话，久而久之，我们蹴在一起就是两块坚硬沉默的石头，就像《北国之春》里唱的“一对沉默寡言人”。母亲说我们天生是一对无话可说的冤家。我用“秀才遇到兵，有理讲不通”这样的话在母亲跟前表达我的愤懑，我说他要当了皇上，就是个暴君。母亲就笑得嘎嘎的。

事实上，他不是不爱说话的人，也不是不会说话的人，他在街巷田间地头能和人一说半天。而他抬杠那是一绝，他是杠头，掮着锹穿过村巷，常常听到这样的对话：“天都旱得掉头发哩，还掮个锹做啥？”

“挖坑。”他说。

“还没死就挖坑？”

“给你娃挖的么，没看你脸上土都下来了。”他说。

“穿蓝咔叽中山装，走路还高背着手，你应该兜儿里再别两支水笔。”他说。

老家人把钢笔叫水笔。

“噢么，别两支水笔？”

“别一支是干部，别三支是修水笔的。”他说。

“别两支是干啥的？”

“我儿子么。”他说。

和人抬杠他能抬出很精彩的句子。比如，说瘸子叔：站着儿马歇蹄，蹲着猴子偷梨，睡着长短不齐，走路日天戳地。比如，老鼠的尾巴肿了能有多粗。比如，想上天屎还坠着哩。还有些粗俗的话，比如，说一个人日子过得仔细，就说X毛上捋虮子吃。

不过父亲从没打过母亲，连吼骂也不曾有过，这在我们村男人中是个特例。村里男人无论是为啥齁了都打骂女人出气。他因此常常把这挂在嘴上，表达他的宽容与文明。我不这样认为，我认为一是母亲很善良，很内敛，不多事；二是母亲很聪明，从不顶风硬上，看他齁了，就闪了，在他心情好的时候才把自己的想法和对他的批评春风化雨般说出来，这个时候，他会像一个孩子得到奖赏般露出腼腆而讨好的媚相。因此，母亲常对我说，你咋就那么瓜，连拳头都不知道躲，明明你大气得快爆炸了，你还跟他顶牛，不是往拳头碰么，你大那驴脾气你顶牛顶得过他，有啥你给娘说么。

他掮着锹一只脚门里一只脚门外，就那么站着。他没有回头看我，他不敢与我目光相对，他怕看到我眼里噙着的泪水，我知道这句话就像把蓄满力气的拳头砸在他的软肋上。我知道我像小人一样狠毒、暴徒一样残忍，我抓住的就是他要我在城里安心生活的软肋。是啊，他怎么能让我过得不安心呢？他最怕的是我在城里受委屈，生活不安心。可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了。

他足足站了有五分钟，最后说：“你看着弄去吧。”然后走了。

他的背影很沉重，走路似乎连脚也抬不起了，靸起一缕小小的尘埃。我能理解他的心情。他七岁出门给人放羊拉长工，被这片十年九旱的土地挼了几十年，那山那地那沟那谷，哪里没留下他的脚踪和汗水？怎么会对挼了自己一辈子的地方没有感情呢？他常说的一句话是，苦下在哪达哪达亲。这让我懂得仇恨也是一种感情。用他的话说，黄土埋到脖子上却要离开了，这怎么能是一件容易的事呢？

我长吁一口气，觉得自己就是他屁股底下压着的一捆麦草，他抬屁股走了，麦草一根一根舒展筋骨似的蓬松开来。我想，他沉重就让他沉重去吧。

如今都讲这工程那工程的，搬父亲进城，对我来说就是一项工程。从立项开工算起，我已不遗余力地实施了十几年，可谓艰巨而漫长。倘若像影视剧、娱乐节目分第一季、第二季之类的，那么搬父亲进城这是第六季。

年，一个人类历史最大的整数，新千年从何时算起，有说年，有说年，人们是大大地争论了一番。想想也对哩，人类有史以来，一共才经历了几个千年，是该好好争论上一番的。就在别人为新旧千年交替争得如火如荼之际，我的生活有了一个标志性的事件——我在城里买房了。虽然只交了七万元首付，成了二十年的房奴，但我已是相当地心满意足了。房子四室一厅，把父母接进城是够用了。买房时我只有四万块钱，父亲给了六万，把置老房子的钱都拿出来了，那是他全部的积蓄。首付可以交七万，我就交了七万，因为装修的钱还没有着落。拿到钥匙，我就马不停蹄装修，装修完毕，让甲醛之类的祸害跑了两个月，秋尽冬藏的深秋，我便借“十一”黄金周回老家，搬父母进城。

我想这是一件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事。之所以说简单，是因为他就我一个儿子，他以钢铁般意志怀着深仇大恨似的硬把我从那片土地上剥离出来，弄成了一个城里人。

我上小学的时候，念书是看不到前途的，因为上大学不是考的，而是推荐的，那得大运当头。自从实行以来，我们大队没有推荐出去一个。因为看不到念书的前途，人们也都不对读书寄托更换门庭光宗耀祖的梦想，学校更像个托儿所幼儿园，托到十来岁能干活了，就回家干活。我们那片土地十年九旱，意味着需要付出更多的劳动才不至于挨饿受冻，没有一双手是多余的。可他从小就对我读书非常上心，一到晚上，他就扣住我让我写字。那时候哪有家庭作业，我们连这个词都没听说过，不要说家庭作业，有时课堂作业都没有。他给我布置的作业是抄课文，写生字表。我在灯下写字，娘借灯做针线，他趴在一边吃烟。我小时候写字特大，他认为字写得小了就是写得好，常嘲笑我的字写得抻胳膊扬腿的，说我拿脚也写得比你好。娘就抿着嘴笑说你拿脚写个字我看看，把你说得能的。他哧哧哧地笑。娘说把笔给你大，让他写字咱娘俩看看。他真就拿过笔去写了。他问写啥字？娘说写你的名字。我心里就埋怨娘，这太简单了，他最会写的就是自己的名字，只要蹴着就用指头写自己的名字。他上过农民识字夜校，识下些字，还会背好几首毛主席诗词。以前生产队大队弄个啥事，都是按手印子，他会写自己的名字后，就非要签名。队长嫌写得慢，说拿个笔就像拿镢头，说有你写字的工夫，多少个人把手印按上了。他还是坚持签名。受他的影响，上过夜校的人都改成签名。名字他写得挺顺溜，写完还偏着头端详半天，又写了一遍，说，还让我写啥？娘说写她的名字。他说你叫啥来着？娘说不记得了，想写个啥就写个啥。他说真不记得，都说屋里的么。娘说你就写屋里的么。他说跟我置气？你出去问问，看谁记得女人的名字。我说了娘的名字。我想难住他，他不记得娘的名字，那就是没写过，肯定就写不出来。可他写得也挺顺利，我才发现上当了，他是在跟娘斗嘴，显然他也是经常写娘的名字。他写完又说还写啥？娘说儿子的名字。写我的名字有些吃力，他边写边说这名字笔画太稠，还绕人，请老秀才取名的时候，老秀才说想要个啥样的名字，我说有想法的名字，笔画多一点，厚重，老秀才就给你起了这个名字。他写的笔画不规范，但还是对的，我想我的名字他也是经常写的。他端详着面露得意之色。娘撇着嘴说，儿子，给你大找几个字让写写，看把他能的。这可让我逮住机会了，我把书翻到课后生字表，画了几个笔画多结构复杂的字让他写。他在我头上拍一巴掌，说狗日的这是报仇雪恨哩。他吭吭巴巴写起来，先写笔画少的一边，再写笔画多的一边，就像画画。我和娘咯咯咯地笑着，几个字写完，额头上汗涔涔的。他说，这写字也是个体力活哩。娘说，给你大“号”一下。我们那里把老师批作业叫“号作业”。我打了好几个叉，娘看着说，你写得那，儿子用脚都写出来哩，再找几个让你大写。他说还写个屁，河里的石头往山上背，累瓜子哩。

初中要去公社中学念，我们大队几十个学生剩下只有十一个人了。小学毕业我们都十三四岁了，虽然还不能上工挣工分，但放羊放驴割草拾粪打柴都能做了，顶得上个劳力。时光大浪淘沙一样地淘洗着我们读书的队伍，初一念完，又有几个不念了，这是一条越走越孤荒的路，他没有气馁。我上初二那年，广播上播送恢复高考的消息，他欣喜若狂。我周六回来，饭桌上他对我说大学要考了，知道不？我说听说了。他正端着碗扒饭，哐——把碗蹾在桌上吼道，听说了？你啥态度？碗蹾成两半，洋芋面铺了一桌子。我端着碗看着他，吃饭时他从不打我，这奶奶和娘都教训过他，说等不及了，就不能等娃把饭吃了，打娃也没有个时间。他拍着桌子说，国家把路给你指好了，你娃自己想去。上高中也不再推荐，而是考试，我们班五十八个人，考了七个，我考了第三名，我们队就我一个。他是通过母亲表达了对我的赞扬，并给了我五元钱的奖励。我参加高考那年，他跟我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“考不上就给老子往老了念”。从上初中到考上大学，他拉着驴把我往学校送，开学驴背上驮着口粮、铺盖，放学把铺盖卷驮回来。年景好，开学把一学期的粮交到灶上，年景不好，就得一月一趟往学校送口粮。那时候考大学实在不容易，我是年参加高考，那年有六百一十万人报考，共录取四十万两千人，录取率约百分之六点六。年报考四百六十八万五千人，录取了二十八万四千人，录取率约百分之六点一。年报考三百三十三万人，录取二十八万人，录取率约百分之八点四。年报名人数二百五十九万，录取二十八万人，录取率约百分之十点八。而那时间，我们上的是公社的高中，是普及教育办起来的，老师中有几位是没上高中推荐上大学的工农兵大学生。连续的高考失败，许多同学都不念书，回家结婚了。对于家里只有一个儿的他来说，传宗接代的观念是根深蒂固的，他比有几个儿的人抱孙子的愿望更加强烈，年年高考，年年落败，但他坚持送我复读，他说，考不上给我往老了念。年，我终于金榜题名。

我认为在他这钢铁般意志的背后，是对土地的深度绝望，是对自己的身份——农民的无比厌烦，是对这个靠权势地位维系的社会的深刻认知。我们这片土地十年九旱，谚语总结得最到位：种了一茬子，割了一抱子，装了一筐子，打了一帽子。穷出了名，是国家级贫困地区，20世纪70年代被联合国认定的世界上不适宜人类生存的地方之一。他被这样的土地挼了几十年，被捉襟见肘的日子挼了几十年，而队干家都有几处宅基地，园子不比谁家大，老百姓批一块宅基地磕头作揖赔笑送礼，他被伤透了。他希望培养出一个公家人来支撑门面，料理种地以外的事情。而我更粗浅地以为，他拼命一样把我从这块土地上剥离，无非是想随我到城里去过活。要知道做一个城里人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进天堂一样的梦想，他一定早就期待着我搬他们进城，因此我回家去搬他们很自信。

一回到家，我把搬他们进城的话说得喜气洋洋，手舞足蹈。我说了半天，他没有任何反应，就像看戏一样。后来他绷了我一眼，一盆冷水就泼了过来：“啧啧啧，看把你本事大的，进城多少年了买了套房，还背了几十万的贷……”

“买房谁不背贷，不要说我这样闯进城里的，就是城里的坐地老户，也都背贷哩。”我觉得自己能耐了，可以打断他的话了，“贷款期限二十年哩，月月还不吃力，少不下你们的吃喝。”

他一脸鄙夷的表情说：“背了几十万的贷，我们去了坐定吃，能吃进去？”

我说：“去了可以看大门，一月也几百的挣哩，比种地强。”

“啧啧啧，看我儿本事大的——”他从炕上跳了起来，吼道，“你一个大干部，我给人看大门，下贱不？丢人不？把羞先人当喝凉水！”

他在地上转磨磨，这是齁了的征兆，娘慌了说：“娃就是说得个，哪里真让你看大门，这轻重他哪能掂不来，你看你就像把火药吃上了，有话不能好好说。”

“明儿就回去，该干啥干啥去。”他掮着锹走了。

我气得呼哧呼哧，娘捏着我的手说：“你不该说去看大门，那多伤他的面子。”

我说：“我真的养活得起你们。”

“你现在的日子听上去风光，可过个啥日子想都想得出来，难肠着哩，贷了几十万，人老几辈子见都没见过那么多钱，城里的路石子街，没有票子吃不开，啥不得钱买，我们到城里就给你添了负担哩。”娘说，“我们年纪又不大，正是受苦的年纪，去了能坐住？蹴在村里天再旱一年也还能收几个，添不了斤添两哩，就是一分钱不收，挣个吃喝，也给你把负担减轻了，等我们苦不动了就撵你去，到城里跟着你享福去，你不要我们也赖下哩。”

我知道母亲转述的是父亲的话。

第一季就这么结束了。

年是父亲的花甲之年。父亲生于正月初六，满年满岁。六十花甲，在城里是厅级干部退休的年龄，我以此为契机，回家过年，给他过了六十大寿，把搬家的事提了出来。因为正月十五一过，就开始往地里送粪，一年的庄活也就开始了，只要在庄稼地里干一把活，就等于把一年的活种下了，节令会像监工监督你干下去。春种秋收的意思就是春天把活种进地里，秋天把活收了。只要他把活种进地里，一纠缠就又是一年。他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苦是没有白下的，意思是下了苦就得要见到收成。我要在他把一年的活种进地里之前截住他。

我说：“在城里，六十就是退休的年龄，就是享福的年龄，就是养老的年龄。”

“跟城里人比啥，说话也没个把握。”他噗地笑喷了。

我说：“咋就不能跟城里人比？”

他说：“把你自己的日子过好，我们的日子我们会过，六十正是出力的年龄。”

他不跟我说了，掮着锹走了。

我冲他背影吼：“我在城里吃喝消闲，你们还在地里爬着，让人咋说我？”

他说：“谁想说啥说去，你能把人家嘴捏住？背地里人连皇上都骂哩。”

我气得冲他背影吼：“你……你……”可他连头也不回走了。

娘说：“你别生气，你大就那脾气。”

我笑了说：“娘，你看你这话说得，多少年了我还不知道，我就是想不明白，一说搬你们进城他就齁得很，一说搬你们进城他就齁得很，就像我搬你们进城是让你们坐监受罪，像要谋害你们。”

娘笑着说：“他也不想齁，可他管不住自己，就那么个脾气，月里娃子吐痰——老病了。”

娘长叹一口气又说：“苦下到哪达哪达亲，你大不是故意为难你。”

我说：“你跟我大说，年底我回来接你们，让他把该处理的都处理了，今年咋也得进城。”

“不急么，我们都手脚灵便着哩，迟早得撵着你去，有得你的济的那一天哩。你大说这几年进城的人多了，草山宽展了，好地都撂荒了，养羊种地一年下来也好着哩。你背几十万的贷，你大整夜盘得都睡不着，我们在村上多住几年，你在城里就能松活几年。”

娘的话把我眼泪说出来了，我知道房贷带给他们的压力远比带给我的压力大，虽然十年九旱，但他们采取广种薄收战略，包了进城打工人家的好地，多养了几十只羊，封山禁牧，羊不准出圈，他们得去山谷沟壑里割草回来喂养，比以前更辛苦了。

我说：“贷款还起来真的不愁，我是按照我们的收入开销贷的款，没压力，就是个时间问题，城里人都这么过活。”

娘说：“看把你说得轻松的，一月光利息多少钱，几个羊钱哩。”

我说：“你们都这么大年龄了，还在地里苦着，让别人笑话不？”

“村里谁笑话谁，几个儿的不都在地里苦着哩。”娘说，“就是笑话也传不到城里去，城里有几个知道我们的人？你大身体好着哩，一辈子没吃过药，不让干活，他坐不住。”

我无言了。

娘给了我三万块钱。我每年过年给他们每人一千，就像个诱饵总是钓出大鱼。这是他们抠下来的，他们几乎不花一分钱，一身衣服穿几年，打着补丁穿。我想，如果我也像我的那些同学念上几年书不念了，他们的负担没有这么重。

我抹着泪说：“娘，你们花去，想吃啥吃个啥，想穿啥穿个啥，想戴个啥戴个啥。”

娘笑了说：“当我们十七十八哩，年轻时候想穿想戴哩，穷得没有么，现在老面瓜瓜的穿戴个啥都不好看了，赶紧拿回去还贷。”

年，老家遭受五十年未遇大旱，从春到秋老天爷连一场雨都没给，媒体报道颗粒无收。事实上连续三年都旱了，我想他没明没夜地白下了几年苦，心都该乏了。

我一进家门，他正生着气，齁得很，一脚就把板凳踢翻了，瞥了我一眼，出门去了。

小晌午我正靠着墙根蹲在村巷。他掮着锹从外面回来，看了我两眼，进门时忽然吼道：“你长的是个猪脑子，记吃不记打？”

我被吼了个莫名其妙，环顾一下四周，除了我再没人。

“咋了，又咋了！”我黑着脸说。

他吼着说：“我说过多少遍了，新墙根子下不要坐，我的话秋风过了驴耳了。”

不要在新墙根子底下歇缓乘凉，他确实不止一次教训过我，说新打的墙就跟牙没长出来的娃娃一样，还谎着呢，说倒就倒了。他说一堵墙要立过十几年以后才能叫墙，比人厉害，墙还在，可打墙的人已不在了。这当然是他六十多年活出来的经验。新打的墙打死打伤人在庄上有实例，最近的例子出在刘二家。那年，刘二在家门口打了堵墙。那堵墙打得很怪，正对着大门打了一堵又高又厚的墙，看上去要多别扭有多别扭，就像好好的手上长了个六指。村子里人做事心思浅薄，一动弹就能看出用意，可刘二打这堵墙实在费人思量。因了这堵墙，不要说人，连风、阳光进他家院子都拐弯抹角的。不过这堵墙也有用处，夏天乘凉看庄稼，冬天避风晒暖暖。自墙打起，刘二的婆娘就常坐在墙下做针线，猪、猫、鸡、狗也常展脱脱躺在墙根下。忽然一天，那墙就倒了，刘二的婆娘腰打折了，年猪也打死了。刘二的婆娘看病花了上万元，成了个半残子人。出了事人们才都知道，一个过路的风水先生说他家窑门正对着大门，大门外就是沟，犯了大忌，箍不住财。风水先生这么一说，刘二就想到几年来家里确实聚不住财，自己打工被人家欠了一年的工钱，家里是羊得瘟、人得病，婆娘黑壮黑壮的，偏得了心口疼，整天把柴柴草草放进砂罐里熬，熬得满村子都是酸酸苦苦的味道。这不是财像水一样往外流，因此才打了这堵墙。后来，刘二家又请阴阳念经，说是打墙动土没谢土，神灵见怪了。老家人就是这样解决思想问题。

“这墙都好几年了。”我狠狠地说。我靠着的这堵墙虽是新打的，但也几年了。

“你还嘴硬！几年了就很老了？！”他一脚把围着腿的大黑踢得哇哇呜呜叫着跑远了。

我知道他骂我不是我坐在墙根下面，而是过年时他说几年了，老天爷不会在一坨坨子耍歪便狠，该给个好年景了。他预测今年有个好收成，几天年一过他就迫不及待地把活种到了地里，可半年过去了，老天爷连个雨星子都没溅，种进地里的活硬没长出来。他掮着锹出去一个上午一把活没干成，不骂人才怪哩。而在他看来，我这时节回来无疑是看他的笑摊来了，你不是逞能要种地么，种了个啥结果。我想还有一个原因，村上像他这样年纪的人早都出门打工了，起房造屋地折腾；我是国家干部，这让他生活得很被动。他得顾全我的面子，不能出门打工，只能憋屈在家里受这年年白下苦的窝囊气，谁心不乏，谁不齁呢？人总得找个茬把火发出来，要不然会把自己烧伤的。

我明白他就是想把我也惹齁了背包走人。这是庄子上老人的策略，跟儿女顶上劲了，就会这么折腾，折腾得儿女气汹汹走了，家里就消停了。

“驴脾气，动不动就像把炸药吃上了，不会好好地说话？你一回来不也靠着墙根么，影子都印到墙上了，骂娃？”娘说。

他吼道：“他跟我能比吗？”

我说：“咋不能比？”

“要吼你去山头上吼去，做个啥事没个分寸，你当娃活得容易！”娘发脾气了，对我说，“你进来给娘捣蒜，别招理他。”

他在院子里站了半晌，有些手足无措，后来又掮起锹走了。

娘炖了鸡，我出去站在场沿上，看不到他的身影，我喊：“大，吃饭了，大，吃饭了。”这让我想起小时候，娃娃贪耍，到吃饭时大人得这么喊半天。每到吃饭时，他们就这样一遍一遍地喊。

娘说：“别喊了，饭口上，在谁家碰上饭就在谁家吃了，咱娘俩吃。”

一下午他都没回来。我知道他躲我，和人抬杠“折牛腿”去了，反正地里没活。

“你回去吧，连着旱了几年，地都是三犁三耱的上茬地，几年没出力了，明年该有一年好收成。”娘说。

我说：“年年都说来年有个好收成，可哪年不是给谎下了。”

“庄稼汉的日子就是一年盼着一年么，盼啥得啥，哪能那么如意。”娘说，“你大说了，等把贷款还完了，我们就撵你去。虽说天旱，一年养猪养羊还有点收入，咱们一起还，还起来也快哩。”

我的天神，几十万我是根据我们的收入开支状况贷了二十年，通过漫长的岁月把这笔沉重的债务化解得零七八碎，房贷并没压着我难以喘息，因此，对房贷我和所有的“房奴”一样，散漫了飘忽了，还贷只是漫长的一个过程，并没有成为生活中的大事，日子该怎么过就怎么过。他们有这样的想法，就是给了我一个明确的年限，我有了目标，就有了干劲。回城我兼了职业技术学院的写作课，加上为一所提升班代作文课，等于挣两份工资；还有为社会上写东西，比如报告文学、纪实文学、传记之类的，现在社会上有钱有权的人都想标榜自己，这样的活可是不少，总之我把曾经不屑的活计都揽来做，我想再加上他们每年的收入，有四五年就可还清贷款。

正当我看到希望的曙光，母亲突然去世了。年7月28日，我正在为人作嫁——写一篇东西，接到了父亲的电话，他说你娘睡炕了。睡炕就是病倒了，意味着病得不轻。我连夜赶回家，母亲已经昏迷了。家里的细节告诉我娘睡炕不是一天两天了。家乡的医院看，他们怕查出大病来看还是不看？因此都到庙上去求神拜佛讨符喝，再就是睡着缓着，好了就好了，不好了就说寿数尽了，对于死亡他们有着无奈的轻慢。我顾不上埋怨他，医院送，他说你娘这怕是要走了，拉出去我怕拉不回来。家乡有讲究，人死在外面是不能进庄子的。医院拉，医院或许还有救，在家里就这么看着？他说你去把你赤脚叔接来吧。我说我赤脚叔就是个赤脚医生……他沉下脸子说，接去。

我借了国庆的摩托车，到镇上去捎赤脚叔。赤脚叔原本是我们村上的赤脚医生，这些年看病看出名气来了，在镇上开了诊所。路上我说我娘是什么病，这么快把人拿倒，不会是心脏病、脑梗吧？赤脚叔说你娘得的是肝病，几年了，你不知道？我眼前一阵发黑，几年忙于挣钱没回来，每次打电话回来，他们都说好着哩，只记得娘有一次说死了一颗牙。这把年纪死牙是正常的，并没引起我多少想法。赤脚叔说，唉，人要是昏迷了，那就是肝癌晚期了。我整个人都软了。到家里，母亲的老衣都穿上了。我扑到跟前就哭，赤脚叔把了一阵脉，又翻翻娘的眼睛，叹口气说准备后事吧。

母亲没了，这对我是一场万劫不复的灾难，我连夺去母亲生命的病因都不知道，我算个什么儿子呢。而我的家人他们在海南游玩，我打电话让他们往回赶。他说，伏里天人能放住？能赶上？让蛆唼了？入土为安，做事没个把握。

月光总是跟母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守灵的夜晚，正是一月中最好的夜晚，满月如盘，月光如水。

　月儿月儿亮汪汪，照得我家像殿堂。

树树金叶赛梧桐，招来凤凰栖枝上。

地长五谷满穗宝，山生牛羊遍丘岗。

先盖瓦屋后盖楼，前庭后院琉璃墙。

我儿走路气堂堂，坐在里面像皇上，

月老云端抛红线，娶个仙女当娘娘。

这是娘许多童谣中的一首，也是娘为我描绘的未来。母亲给我唱歌谣，父亲坐在一边，借着明亮的月光耍手技，有时候说，儿子，过来，过来，借你的手手用一下。我说你借我娘的吧。父亲说你娘的手太干太粗，还是你的手肉嘟嘟的好。有时候他会把我架在脖子上，组成图形……往昔历历在目，然而已虚无缥缈。

十月胎恩重，三生报答轻。

一尺三寸婴，十又八载功。

母称儿干卧，儿屎母湿眠。

母苦儿未见，儿劳母不安。

老母一百岁，常念八十儿。

尊前慈母在，浪子不觉寒。

阴阳在母亲的灵柩前念着《劝孝歌》，声音随风飘散在大野之中。

如果正如赤脚叔说的是肝癌，那么疼痛折磨母亲已是不止一天两天了，癌症最后就是把人疼死，母亲承受了多么长久多么强烈的病痛折磨却隐瞒着病情，进医院她知道那不是几千的事，是几万十几万的事，给我说了，对背着房贷的儿子来说就是灾难，母亲为我消除了一场灾难。

我一直像攒钱一样为他们攒着幸福，我为他们设想过老年生活：他们在城里休养生息，身躯慢慢舒展不再佝偻，脸膛细腻光泽不再褐红，手上会褪去疔甲不再僵硬，指缝不再蓄满泥土；他们不再穿深黑的藏蓝的土灰的打满补丁的衣裳，每人有几身运动衣，是赤橙黄绿青蓝紫的；他们有乒乓球拍羽毛球拍网球拍，会像城市的老人一样，每天在公园打太极拳，打羽毛球，跳广场舞，扭秧歌，唱歌，散步，赏花；他们在草地捕蝶，在湖中泛舟，牵着我的孙子的手在风中奔跑，放飞大大的风筝，一头银发在笑声中飘逸；他们跟着旅行团，美国、欧洲、澳大利亚、迪拜……到处奔走，他们会吃到稀罕食物，坐在银色的沙滩上看那一望无际的水世界……他们会在城市满足而安详地度过晚年。我想着忽然一天把我为他们积攒的幸福全盘端给他们。然而，一切因为母亲的突然去世灰飞烟灭了，我忽略了他们正在老去，疾病正在威胁着他们，死神正像周扒皮蹑手蹑脚走向他们。子欲养而亲不待，母亲猝然离世让我真正体悟了这句话的毒。

送走了母亲，我大病一场。我躺在炕上，他守在我的头前手足无措，两只老茧厚如盔甲的手搓得刺啦刺啦。他整了一碗水，拿着筷子和刀在我头前祷告忙活，他在给我送病。这在以前都是娘的事。他剪纸人和元宝笨拙，我说就是个意思，别那么认真。他悄声说你别说话。

不要说守孝三年，就是连送七也做不到。送七是人离开尘世的最后一件事。七七四十九天，一七一送，就像送一个人上路，像梁祝中的十八相送，设酒备食，焚香烧纸。七天为一七，一七为一站，一站比一站远，七七送到坟茔，一个人就到了另一世家里。送七的过程里一点一点送走了自己的悲伤。这是一份爱意的延长。好在有丧葬假、公休假，我再请几天假，至少可以为娘送七，陪伴父亲度过七七四十九天这最艰难的日子。

头七的早晨，我们在村口的岔路口焚香奠酒升表烧纸，坐在那里吃了烟，也给母亲点了根烟。母亲平时不吃烟，只是肚子胀气的时候吃根烟。我带回好烟，父亲会让她抽一根，说吃个稀罕。有一回我带回来“中华”，母亲吃了一根，说，也苦哇哇的，呛得很，还贵得很，我还当多好吃，还不及你那一块钱的烟好吃。

回到家，我去做饭，他说：“我做，我做一顿你看看。”结果，盐重了，他嘿嘿地笑着说：“我吃盐重，再添点水就好了。”结果，一马勺水倒了进去，那饭就稀汤寡水的，他又嘿嘿一笑说：“我做啥都手重，加个水也手重。”除了地里的活，操心羊牲口，他真是衣来伸手，饭来张口，以前吃奶奶做的饭，结婚了吃娘做的饭，没上过锅灶，真像那话说的不知道自家的锅大碗小。那年外爷去世，正赶上收庄稼，家里羊猪鸡狗的离不开，娘和了一疙瘩面，炒了臊子，结果天正热，面起了，不弄着吃掉就糟蹋了，他就烙成馍，不知道放碱，烙出来的馍酸得倒牙。那年女儿高考，我和老婆都有事缠身，把母亲接来照顾女儿，住了一个月，女儿高考一结束，本来想让女儿带着娘好好逛逛，娘着急要回，说再倒没啥，就是怕你大吃不到嘴里，怕饿得只剩下个皮口袋咧。

吃饭的时候他说：“以前我总觉得我会先她走的，这两年我一看靠不住她了，知道她会走在我前面，就把一辈子没做的事都学会了。”这么说娘的病有了征兆已经几年了，几天来我一直不敢埋怨他，连句重话都不敢说，痛苦让他整个人抽搐得就像缩了一圈，但他把痛苦死死关在体内，不让流露出来，他手背上烂糟糟的血痕是他抠出来的，他还在抠，两手交替着抠。话头扯到这里，我就说：“我娘的病你咋不给我说么。”他说：“有啥说的，人活一辈子谁没有个七病八灾的，我也没想到是个大病，一辈子就是个药罐子，今儿这达不对了，明儿那达不对了，吃个药，缓缓就过来了。”我说：“医院看看。”他说：“没亏她，医院检查了，大夫说癌症晚期，说没必要看了，该吃吃，该喝喝，最多半年，那大夫看病准哩，你看没出半年么。我去莲花山庙上问老爷了，也去找了三姑，都说的一样话，寿数尽了。”三姑是我们这一带有名的神婆子，城里人都找她看病问事。我说：“你咋也得给我说么，让我知道。”他说：“医院检查要是查出来是能看好的病，再给你说，哪怕是到北京、上海给看一趟，可得了这样的病，就是寿数尽了，大夫一口就给判了死刑，给你说能咋？就是到北京能看好？大医院是好进的？拿钱往出铺路，癌症就是个死病，就是把钱花光把人看死，多少人花了多少钱，人没看回来，钱也花光了，花那钱做啥，当官的有权的得上都没办法，电视里演的那个外国的总统得了癌症，多大的人物，不也没救下么。”我说：“到医院治治，至少也能减轻疼痛。”他说：“哪个病不疼？人到死的时候都得挨疼，那是脱人这世的罪孽哩。你娘坚强哩，疼得受不了，问我要老鼠药吃，我说你该受的罪要受哩，你吃了老鼠药，儿子咋活人，就再不说了，我给买了最好的止痛药，说是进口的，好贵的。”我说：“你咋也该给我早说么，让我在娘床前尽尽孝。”他说：“这病不是一天两天的事，你能天天守着她？你回来能替得了她疼？你娘死活不让我给你说，她也估摸她能活过年，过年回来不就见了么。”我说：“我娘这么大病，你也不说明白点，咋也得把一家人带上见最后一面啊。”他说：“这怨我，怨我啊，一直好着呢么，昨天还像往常一样好好的，跟我说这说那的，我想咋也能过了年么，一辈子没杀生害人，老天爷咋也该给她个整数，哪个人走前不还挣扎上个一月两月的呢么，至少也该活过这个年，唉，谁知道这么快，忽然就不行了。”整数是指娘六十五了。在老家五也是整数。

我还能说啥，再说啥都是多余的。他还在抠自己的手，我紧紧攥住他的手，他一下子大放悲声，号哭起来，整个人都软了，我去搂他，他却躲开了，抹着眼泪说：“要说你娘没受罪，一辈子就只会干活啥心都不操，人享福不享福啊就看操心不操心，操心的人享不了福，她就是不操心，啥心都让我操，她就是会享福的一个人，一辈子我没动过她一指头，你看这死，我想我咋也死到她前头了，她还死到我前头去了，人老了谁走到前面谁享福啊。”

大约是为了缓和悲伤的气氛，他忽然一笑说：“你娘别看有些木囊，脑瓜灵泛着哩，吃食堂那会儿，她抱个盆盆比谁都跑得快，就像从丰都城里出来的饿鬼。我都觉得丢人，还骂她跟猪一样笨，做了一辈子饭，不知道稠的在锅底。她说你知道啥，在家里稠的在锅底，在食堂可不是呢，这么多的人，饭总是不够吃，你知道食堂每顿饭往锅里加几回水。”

半夜我醒来，看看旁边他不在了。我出门来，看到他蹴在树下吃烟。他在低低地哽咽。我失去了母亲，他失去了伴儿，少年夫妻老年伴儿，从这个角度讲，他的失去更为惨烈。那个他从地里回来踮着小脚为他扫去身上尘土与草屑的人没了，那个每天早晨为他打荷包蛋的人没了，那个为他铺炕叠被的人没了，那个在灶火里给他把枣烤好放进茶缸里熬茶的人没了，那个陪他家长里短说话的人没了……他失去了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那部分，生命中最重要的那部分。

母亲走了三七了，我们在十字路口焚香奠酒升表烧纸，他深深地咂了一口烟，徐徐吐出，说：“明天你就回去吧，公家的事耽搁不得，吃人家的饭呢么。”我说：“等七七过了，假够用。”他说：“你在着做啥？赶紧回去，挣公家一份钱，把心给人家操到，就是个送七么，就是个过程么，有我哩，活人免得死人意，谁知道亡魂在哪里，阴阳都这么说哩。”我说：“我送完七再回去。”他说：“听我的话，现在就这么个世道，老人去世，儿孙在外面打工，赶回来，都勉强凑合着过了头七，就都走了。你早早回去吧，也一家子人了，总有些事要操心，你现在正是操心的年龄哩。”

一个从没上过锅灶的人，一个从没洗过衣服的人，一个从没穿过针引过线的人，连炕都不会烧，他将怎么度日？我流下了泪水。我去了趟镇上，买了些挂面、方便面，专门让馆子里炒了一盆肉臊子，让用油盐腌好，又买些饼子、锅盔，买了两箱牛奶，他本喝不惯牛奶，是我硬逼着喝上的，老人钙流失得厉害，牛奶补钙。

到了七七，我带着一家人回来给娘上坟，纸烧了，我就要接他走。他一个人生活，我这个做儿子的，怎么也说不过去，不能说让他跟着我享福，至少不能把他一个人撂在这里受罪。我一直在准备着为他们尽孝，母亲的离世让我清醒过来，能给他一点什么就给他一点什么。因此，这次搬他进城，我志在必得。当我提出来接他走的时候，他目光沉郁，盯了我半天说：“你娘坟头的土都没干啊。”

他声音低沉，不是吼声出来，但我听到了他内心的吼声，我听出了咬牙切齿的滋味。这句话把我推到了不孝的地步。人过世之后，虽说现在已不能要求家里人人守三年孝，但按老家的乡俗，总得有一个人守一年孝的，一周年的超度经是要念的。想母亲来这世间六十多年，“扫地恐伤蝼蚁命，爱惜飞蛾纱罩灯”，母亲做得比虔诚的教徒还要好，还需要超度吗？可是这话我不能对父亲说，流传了千古的习俗，最后就是规矩，就是真理。尽管这世上没有人知道有没有那世，但人们对那世充满了敬畏。现在想来，说是念经消灾，实际上是一种敬意思念的延长，就像我们过节日，是对节日的尊敬一样。

他把理由找在这里，我再说就是不孝了。

他幽幽地说：“等你娘三周年过了吧。三周年过了，她在那世也就住习惯安宁了，就是那世的人了，坟就是老坟了。”

一句话说得我涕泪纵横。

母亲的三周年我请了一周假。在老家，为亡人念三周年是一场大经，念过后，就是十周年经了。三周年经光阴好的请八个吹手（唢呐）八个阴阳念三昼夜经，而且要开黄经，光阴不好的也得请两个吹手四个阴阳念三昼夜经。我说：“请八个吹手八个阴阳三昼夜经，开黄经。”他说：“花那钱做啥？就是个意思，活人免的死人意，谁知道亡魂在哪里。”我坚持按自己的想法走了。阴阳念完说还送一段经，问我们想念啥，我说《孝经》。

念完经，送走了阴阳和吹手，我就和他说搬家的事，我想这次他该找不出借口来了吧。他停顿了许久说：“你先回去吧，我把地里收拾收拾，家里的东西处理处理，啥总都得弄倭也了。”

“倭也”是老家方言，有“周全圆满”的意思。

这已让我很满意了，我说：“弄倭也了你给我打个电话。”

他嗯了一声。

可他一直没给我打电话，眼看秋尽了，我又回来了。

回到家，门锁着，邻居说犁地去了。我心里窝火，撵到地里一看，地被他又打耱得像锦缎一样了。在土地上，他永远是个利落的人，他是在歇着的地里看到一个土疙瘩就不舒服的人。他说：“你这时间回来干啥？”把我说得一愣，我提出进城时，他说：“一年的庄稼两年做，这些地都是上茬地，苦没有白下的，把苦下下了，咋也得刷个茬，明年再揽一年庄稼。”他抓了一把土起来说，“你看这地我收拾得像锦缎一样，来年雨水要好，一定有一茬子好庄稼。”我知道这次又不行了，而且他把进城的日子推迟了一年。

我咬着嘴唇许久，终究没敢跟他争执。娘没了，他已像一个失去靠山的人没势了，活在下风子了，一下子成了弱势群体，一点脾气没了，蔫了，说话看我的脸色了，不吼着喊着说话了。他硬，我还能讲理，他不跟我来硬的了，这倒把我给拿住了，我再逼就是恃强凌弱了。他说过一句话：硬的怕横的，横的怕愣的，愣的怕病的。他现在就像是一个病人，我不敢再逼他，他犟病犯了，我就一点办法都没有了。一年就一年吧。

第二年夏庄稼开收，我请公休假回家，一方面是帮他收庄稼，一方面是要在他为明年种地下苦时拦住他。一年的庄稼两年做，夏庄稼收完，为明年种庄稼的犁地就开始了。然而，麦子收了第二天，他又赶着那对老牛犁地了，我说：“等秋庄稼一收咱就把地卖了进城里，你还下这苦干啥？”

“正是犁地的时候，不犁地让荒了？”他说，“就是要走，把荒地撂给人家？”

这话又给了我希望。

秋深了，我请了一周假，我想这时间收的收了，打的打了，土地上的活都做尽了。回到家，他明白我的意图，不说话，只是闷着头吃烟——遇事了他就抱着烟锅子一锅子接一锅子吃。最后他说：“今年墒落得好，明年有料子好庄稼哩。”我急了说：“大，你小七十了，该享福了，再不是干活的年龄了。”他不说话，我又说：“你这里一个人下苦，人骂我哩，再说你苦出个病来，得不偿失哩。你在地里下一年苦能挣了几个钱？要是苦出个病来，那可不是一两年的庄稼挣下的钱就能看好的。”他抬起头看看我，长吁了一口气，又提着锹出去了。只要他一到土地上去，土地就为他做主，他就有主意了。果然他回来后说：“明天你就回去吧。”之后便背对着我睡了。

这次，我和他弄得很僵，我认为他是在故意刁难我，故意耍我，我耍了很大的脾气，“小的时候你得我的济，老的时候我得你的济，人生在世，就是互相得济的事。这是你说的吧，你忘了？”我说，“现在该你得我的济了，你为啥不得？”他嘟着嘴说：“得济么，啥是得济，就是往好处走。”我说：“城里不好么？”他不说话。我再说啥，他都不说话了，但分明一副油盐不进的模样。

我走了，走得气势汹汹，一口气翻了两座山梁，当我坐在另一座山梁上回望时，他在那座山梁上望着，手遮在额头。我想到了龙应台先生在《目送》中写的：“所谓父子母女一场，只不过意味着，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，你站在小路一端，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，而且他用背影告诉你‘不必追’。”

我潸然泪下。

（未完待续）

季栋梁

个人简介：季栋梁，男，宁夏吴忠同心人，出版有长篇小说《奔命》《胭脂巷》《上庄记》《野麦垛的春好》《海原书》《苍声》《深风景》《锦绣记》及短篇小说集《先人种树》《黑夜长于白天》《我与世界的距离》《吼夜》、散文集《和木头说话》《人口手》《左手功名右手美人》《从会漏的路上回来》〈苍山远日暮〉等。作品多次并入选中国小说学会排行榜、中国当代文学最新作品排行榜、小说选刊排行榜等排行榜及中学课本，并被翻译国外和改编成电影、电视剧。先后荣获《小说选刊》、《中国作家》、《北京文学》、《北京文学.中篇小说月报》（连续三届）、首届“朔方文学奖”等奖项。散文集《和木头说话》和短篇小说《吼夜》分别入围第三届、第五届鲁迅文学奖，长篇小说《上庄记》荣获五个一工程奖、年中国好书、年大众喜爱的30种图书等奖项，《锦绣记》入中国好书、京版十大好书、文艺联合书单等，三次荣获宁夏文艺一等奖，并荣获宁夏“德艺双馨”文艺工作者称号。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宁夏作家协会副主席。

题图：孙全义油画《众葵有其归》80cm×60cm

刊于《黄河文学》年第1期

来源：黄河文学月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