发展
北魏时期形势示意图
淝水之战失利之后，前秦苻坚政权分崩瓦解，之前依附的各部族纷纷独立，建立割据政权，原本依附于前秦的鲜卑族也乘势崛起。公元年，鲜卑族拓跋珪自立称帝，建立魏国，定都平城，史称北魏。
公元年，16岁的拓跋焘即位，史称魏太武帝，继而开启了近20年的对外兼并战争，先后消灭大夏国，击败北方柔然，驱逐西北吐谷浑，吞并北燕，降服北凉，继前秦之后再度将分裂割据的北方统一，与刘宋政权南北并立，从而形成了南北朝对峙局面。
北魏时期佛教传播示意图
吞并北凉之后，北魏太武帝拓跋焘下令将北凉首府姑臧城内大量的百姓、僧侣以及能工巧匠迁徙至首府平城，其中包括了昙曜等众多高僧，为之后北魏佛教建筑的营造奠定了基础。
佛教所倡导的人人平等、宽容宏大、兼容并蓄和因果报应等思想，给予了因战乱频繁而痛苦不堪的人们以心理慰藉，这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，十分有利于统治政权的稳固，受到了北魏政府的大力推广与扶植，并被尊奉为国教，佛教寺院和僧侣们也被赋予了免徭役、免租税等特权，从而迎来了快速发展时期，一时间北魏境内寺庙林立，僧侣众多，据史料记载鼎盛时期在册僧侣就有余万众。
然而随着寺院和僧侣数量爆发式的增长，过多的社会财富和资源集中在佛教寺庙，北魏的国家财政收入因纳税人口的减少而开始拮据，政府军队也因兵源人口的减少而开始不足，逐渐成为整个国家巨大的经济负担与政治威胁，甚至开始影响到北魏政权的稳定性。
公元年，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开始排斥佛教，下令在北魏全境诛杀僧人，焚烧经书，毁坏佛像和查抄寺庙财产，佛教遭遇到了历史上“三武一宗”四次法难中的首次，也是最严厉、最残酷的一次，原先蓬勃发展的北魏佛教戛然而止，遭受到重创，直到六年后太武帝拓跋焘驾崩，文成帝拓跋濬即位后重兴佛教，才逐渐恢复。
在经历了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灭佛事件之后，佛教为追求自身的生存与发展，开始主张“不依国主，法事难成”的观点，即佛教的发展离不开皇权的大力支持，继而积极寻求与皇权相结合，佛陀造像开始以现任或前任皇帝为原型，从而将皇帝与佛陀崇拜合二为一，从而获得自身的发展壮大，以云冈石窟中昙曜五窟为典型代表。
云冈石窟之昙曜五窟示意图
云冈石窟，古称武州山石窟，位于山西省大同市武州山南麓，依山而凿，东西绵延约1公里，始凿于南北朝时期的北魏年间，现存大小洞窟45座，窟龛多个，石雕造像5万余尊，规模宏大，造像精美，题材丰富，与敦煌莫高窟、天水麦积山石窟和洛阳龙门石窟并称为中国古代四大石窟。
公元年，高僧昙曜凭借着对佛教义理和佛教造像艺术的熟悉，以及北魏文成帝拓跋濬的信任，被任命主持云冈石窟的建造，从而拉开了云冈石窟开凿的序幕。秉持着“依国主”思想的昙曜，为迎合北魏皇帝祈愿冥福的心愿，以北魏历代五任皇帝为原型“开窟五所”，将佛陀与皇帝融为一体，促成了政教合一，巩固了佛教地位，这五窟遂被称为“昙曜五窟”。
昙曜五窟，即今云冈石窟第16-20号石窟，特别是第20号窟释迦坐像，高约14米，造型古朴硕大，浑厚圆润，高鼻深目，大耳垂肩，具有明显的西域造像风格，同时又吸收并融合了本土文化，突显出皇家石窟的大气和豪放，开创出新型的石窟造像模式，反映出佛教造像世俗化和民族化的历程，成为佛教石窟艺术中国化的开端。
公元年，年仅5岁的拓跋宏即位，史称孝文帝，由嫡祖母冯太后临朝执政，开始在政治、经济和风俗文化等方面实施变革，有意识地推行汉化政策，将北魏鲜卑族传统的游牧经济转变为农业经济，极大地促进了北魏经济的发展。孝文帝拓跋宏亲政后进一步推行改革，全盘推行汉化，并加大了对佛教扶植与支持的力度，五台山佛教因此迎来了历史上第一次发展的高潮。
五台山佛教初期示意图
五台山，又称清凉山，位于太行山山脉北端，地处山西省忻州市五台县，因“五峰耸立，高出云表，山顶无林木，有如垒土之台”故而得名，因地理上靠近北魏首府平城，以及自然环境的优越，受到了孝文帝拓跋宏的青睐，先后在此扩建并兴建了大灵鹫寺、佛光寺和清凉寺等数十座著名寺院，五台山佛教也由此逐渐兴盛起来。
为了进一步推行汉化改革，消除民族界限，促使民族融合，以及加强对黄河流域的统治，公元年，北魏孝文帝拓跋宏力排众议，将首府从平城南迁至洛阳，并提倡汉语、汉字和汉服，以及更换汉姓，同时鼓励民族间通婚，改革典章和律法，推行以孝治国，大力扶植佛教，将众多的僧侣和能工巧匠从平城迁徙至洛阳，开始大规模的开凿石窟，兴建寺庙，这其中以少林寺和龙门石窟为典型代表。
嵩山少林寺示意图
少林寺，位于河南省郑州市登封市嵩山，公元年，北魏孝文帝拓跋宏迁都洛阳后，为安顿来自天竺的高僧跋陀，下令在洛阳南部嵩山山脉的少室山峰北麓兴建寺院，因坐落于茂密丛林之中，故而取名少林寺。公元年，天竺高僧菩提达摩自东晋建康北上来到少林寺，在达摩洞中面壁冥想，参悟出禅宗，将佛法化繁为简，主张“直指人心，见性成佛”，广集信徒，使得禅宗逐渐发展成为汉传佛教宗派中最大的流派，少林寺也便成为中国佛教禅宗之祖庭，被誉为天下第一之名刹。
龙门石窟初期示意图
龙门石窟，位于河南省洛阳市南郊龙门山之上，分布于伊水两岸，南北绵延长达1公里，始凿于北魏孝文帝年间，历经了10多个朝代余年的持续性营造，现存洞窟个，造像11万余尊，碑刻题记余件，是世界上造像最多、规模最大的皇家石窟，与敦煌莫高窟、天水麦积山石窟和大同云冈石窟并称为中国古代四大石窟。
现存北魏时期修建的大型石窟约占总量的30%，最具代表性的有古阳洞、宾阳中洞和莲花洞等洞窟，受到汉化改制和中原文化的影响，其造像风格开始由天竺番僧形象转变为汉僧形象，呈现出明显的本土化趋势，奠定了后世佛教造像的基础，成为中国石窟艺术的里程碑。
与此同时，源自于古印度的重要佛教建筑佛塔也发生了演变，在与中原本土文化融合之后，由原先石制的覆钵式佛塔逐渐发展成为阁楼式、亭阁式以及地宫式等多种中国所特有的形势，其建筑材料也改变为以木制和砖制为主。
佛塔演变示意图
塔，梵语音译为“窣堵坡”，本意为坟墓，用来安放佛祖坐化后真身、舍利等佛门圣物，接受僧众和信徒们的朝拜，因造型像覆扣的圜底钵，故被称为覆钵式塔，典型代表为今印度中央邦博帕尔城的桑奇大塔。北魏时期，佛寺建筑群依然是延续以佛塔为中心的天竺佛教建筑格局，在造型上与中国传统建筑融合之后，逐渐发展成为多层的方形楼阁式佛塔，其中典型的代表为永宁寺塔。
公元年，笃信佛教的北魏胡太后下令在首府洛阳城白马寺东修建永宁寺塔，“佛图九层，高四十余丈”，加以漆画彩绘，专供皇室礼佛，成为我国有史以来所记载的最高佛塔，成为佛塔造型中国化的典范。
南北朝时期，南北政权对佛教的扶植态度是一致的，故而佛教广泛地传播于大江南北，然而由于双方在政治和军事上的敌对，以及文化和传承的不同，因此具有明显的不同风格：北方佛教偏重禅学，注意修行，受西域以及河西走廊地区影响较大，佛教建筑以石窟造像为主；南方佛教则传承于原西晋佛教传统，倾向于“弘重义门”，佛教建筑以寺庙为主，十分兴盛，“南朝四百八十寺，多少楼台烟雨中”便是其真实的写照，其中尤以南梁时期最为繁盛。
南梁时期寺庙示意图
鸡鸣寺
鸡鸣寺，又称古鸡鸣寺，位于南京市玄武区鸡笼山，始建于西晋年间，在南朝梁武帝萧衍的大力扶植下，成为佛教圣地和南朝佛教中心之一，享有“南朝第一寺”之美誉。
栖霞寺
栖霞寺，又称栖霞古寺，位于南京市栖霞区栖霞山，始建于南齐时期，南梁时期僧郎在此大弘三论教义，因此被尊称为“三论宗”的祖庭，是南朝时期佛教中心之一，中国四大名刹之一。
定山寺
定山寺，位于南京市浦口区狮子峰，始建于南梁时期，天竺高僧菩提达摩受邀至南梁首府建康城，与梁武帝萧衍讨论佛法，后因教乘不合，北上定山寺驻锡三年，面壁修行，之后至嵩山少林寺创立了佛教禅宗，因此被誉为“达摩第一道场”，为中国禅宗发祥地和祖庭之一。
寒山寺
寒山寺，位于苏州市姑苏区，始建于南梁时期，唐时更名为寒山寺，因诗人张继的《枫桥夜泊》而名扬天下，是中国十大名寺之一。
南朝梁国皇帝萧衍尊奉佛教为国教，兴建佛寺，广造佛像，仅在南梁首府建康“佛寺五百余所，穷极宏丽。僧尼十余万，资产丰沃”，依据《楞伽经》、《涅槃经》等经典佛经，下令全国僧尼断禁酒肉，从而形成了汉传佛教吃素的戒律和特色，并大力支持对佛教典籍的整理和翻译，邀请众多天竺高僧前来弘扬佛法，其中便有中国汉传佛教四大译经师之一的真谛大师。
汉传佛教四大译师示意图
真谛，天竺著名高僧，南梁时期接受梁武帝萧衍所邀，携带大量梵文经书，乘船来到南梁首府建康，后坚持佛经翻译工作，共译佛典64部卷，包含《无上依经》、《十七地论》、《摄大乘论》、《俱舍释论》等佛教重要典籍，其中以《摄大乘论》影响最为深远，成为摄论学派主要的理论依据，与鸠摩罗什、玄宗和不空法师并称为汉传佛教四大译家。
梁武帝萧衍在引入佛教经典的同时，尝试将儒家、道家等本土思想文化与外来佛教相融合，在理论上互相贯通，在实践中互相补充，创立了“三教同源说”，即以佛教为主，儒家和道教通源于佛教，借此最大化地维护阶级统治的稳定，开辟了三教合一的新道路。
然而过度地推崇佛教，消耗了大量的民脂民膏，使得百姓们的负担不断加重，加剧并激化了社会矛盾，随着之后“候景之乱”的爆发，梁武帝萧衍统治下的南梁盛极而衰，最终国破家亡，南方的经济基础也因此遭受到严重的破坏，士族阶层同时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，南朝政权逐渐失去了与北朝对立的根基和实力，最终为北方所统一。
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大分裂的、动荡的时期，也是一段多民族融合的时期，本土的传统思想文化受到极大的冲击，外来的佛教迎来了重大的机遇，在统治阶级和士族阶层的扶植和推动下，以鸠摩罗什、真谛为代表的天竺高僧们系统性地佛教经典引入和汉化之下，以及以法显为代表的众多本土僧人西行访经的进一步完善之下，佛教经典体系在规模上、类别上、数量上和质量上远超以往，从而完善了思想的逻辑，打破了语言的隔阂，最终促进了广泛地传播。
最为重要的是佛教在与本土思想相互借鉴、相互影响和相互融合之后，获得了巨大的生机，涌现出一批以“六家七宗”为代表的本土高僧，开始形成了“三教合一”思想，从而开启了佛教本土化的进程，为之后隋唐时期的巅峰打下了坚实基础，遂成为中国佛教发展史上重要的阶段。
未完待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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