明昌佛法,潜挽世风,三百年来,一人而已

印光法师，俗姓赵，名丹桂，字绍伊，号子任，法名圣量，字印光，陕西郃阳（今合阳）孟庄乡赤城东村人，自称常惭愧僧，又因仰慕佛教净土宗开山祖师——当年在庐山修行的慧远大师，故又号继庐行者。

大师生于清咸丰十一年（年）腊月，少治儒学，喜读程，朱之书。清光绪七年（），大师二十一岁，出世缘熟，遂于终南山南五台莲花洞寺出家，礼道纯和尚为师。

翌年于陕西兴安双溪寺，依印海定律师座下受具足戒。二十六岁，赴净土道场红螺山资福寺念佛，自号继庐行者以明其志。次年正月朝礼五台，仍归资福。其间除念佛外，深入研习大乘经典，妙契佛心，径路修行，理事无碍。

三十岁时，至北京龙泉寺为行堂，三十一岁至圆广寺，继续专修念佛法门。光绪十九年至普陀山法雨寺。

大师在佛教徒中威望极高，与近代高僧虚云、太虚、谛闲等大师是均为好友；弘一大师更是拜其为师，其在当代净土宗信众中的地位至今无人能及。最被人称道的是，无论是谁，只要写信请教，大师都回信指点迷津，由其回信集结而成的《印光大师文钞》，被认为是佛教徒尤其是净土宗信众的修行宝典。

法师是由儒而入佛的；他别号“常惭愧僧”，以此可以窥见他向佛后一生所为。他是从佛道而出，受惭愧心所驱的。一般人陷于重重的罪恶中，善根力非常薄弱；唯有惭愧的重善轻恶，能使人战胜罪恶，使善根显发而日趋于增进。印光法师一生无论为法为人，始终循着这种倾向光明的正觉。身体力行，潜修佛道，直指本心。做事但求无愧我心，本着对自己负责的态度。这样做的客观后果，却使众生受惠，独善其身收到了兼善天下的效果。倘若世间为人，皆照此行事，对自己的言行负责，即人间早已成为充满喜乐清净的福地，人皆可以成佛了。

印光法师一生随遇而安，身教胜于言教，淡泊清苦，他把自己数十年来参研佛法的心得体悟都融于日常的一言一行中。他是北方人，喜欢吃馒头，每次吃饭只有一碗粗菜，吃完以后用馒头把菜碗擦净吃光，或者用开水汤洗饭碗。他住在上海太平寺时，有居士请他吃斋，他不去，再三请，他才嘱咐只上一盒馒头，一碗豆腐渣，居士答应照办，他才赴斋。他住的房间都是自己打扫，穿的衣服也都是自己洗，一直到79岁高龄还坚持这样做。

有一次他在上海的太平寺，有一居士去拜访他，却见他在院子中自己洗衣服。在苏州报国寺时，真达和尚请他到灵岩山，已经替他备好了轿子，他却从上山到下山，始终拄杖步行，坚决不肯坐轿。法师一生都是如此，无论在何种情况下，都不摆一点架子。他自己就曾对人说过：“我不摆架子，也就不怕倒架子。”可见法师为人，有着很强的独立精神，决不肯徒受别人的恩惠，亦不肯以自己的存在成为别人的负担，超然于物外。

“九?一八”事变爆发后，法师以76岁高龄每日讲法两小时，号召全国佛教徒为抗日救国作出贡献。当听说抗战中绥远的灾情严重时，把当时所收余人皈依求戒的香仪多元都全部捐出，并附上自己原存的多元，长安经过兵灾以后，人民的生活非常艰苦，法师就将印行《文钞》的款项元，托国人速速汇往赈济。年，陕西省大旱，法师听到消息后，马上取出存折，令人速汇元。汇完以后，令人查帐，发现折中所存仅百元，而报国寺的一切需用，都靠这点钱了，法师对此也不介意。法师把自己的这些行为与保护佛法连在一起，把救助人的实际苦难视为到普渡众生。法师曾说：“救灾即是普渡众生，亦是保护佛法。”其言词中爱国爱民之情，是何等的恳切。

法师对于佛法的理解，绝不脱离世间而虚妄谈佛。他启示弟子的是从“人乘”直达佛乘的一条学佛路线。在他的《文钞》中有这样几句话：“敦伦尽分，闲邪存诫，诸恶莫诈，众善奉行，真为生死，发菩提心，以深信愿，持佛名号。”即是从人伦出发，在处理好上下左右关系的同时，尽自己的本分，把属于自己的那一份工作或责任做好。法师的话是极平易朴实而又见根本的。

弘一法师很仰慕印光法师，曾多次求拜，然而印光法师为人低调，不愿收徒，最终被弘一法师用香火烧自己的臂肉，以“臂香”拜师而感动，这才得到印光法师的同意，收为弟子，共结法缘。随后，印光法师请弘一来到他身边住了半个月，言传身教。法师虽然精通种种佛法，而自行劝人，则专依念佛法门。他的在家弟子，有许多是受过高等教育和在欧美留过学的。可是对于佛法之哲理，法师绝不和他们一起高谈阔论，只是一一劝其专心念佛，这种作风对弘一法师也有很大的影响。

印光法师为人坦诚，不图谋虚名，且风骨嶙峋，他80岁生日时，道友准备为他筹办80寿辰祝寿活动，然而法师却坚决反对，弟子只得作罢。

年，印光法师在大众念佛声中，如入禅定，笑容宛然，安祥逝矣，世寿八十。

印光法师的一生，诚如弘一法师的评价：“弘扬净土，密护诸宗，明昌佛法，潜挽世风。所摄皆具慈悲，语默无非教化。三百年来，一人而已！”